2018至2019年中美贸易战时期，两国间的多轮关税上调备受关注。然而也有大量的实例研究表明，中国为抑制美国产品的购买而实施的非关税机制存在显著影响，例如对某些产品延迟检查、繁琐的许可证要求以及其他限制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针对性措施。
非关税壁垒可以对贸易和福利产生巨大影响，但其不透明性使这种影响难以量化。在本文中，作者利用清华大学中国数据中心的中国海关数据，通过构建需求理论模型，推断2018年至2020年中美贸易争端中非关税壁垒的作用。上述非关税壁垒既包括2018至2019年中国在贸易战最激烈时为惩罚美国出口商实行的监管措施，又包括2020年中国为结束贸易战实行的使美国出口商受益的调控措施。
首先，作者估计了2018年、2019年及2020年（中美双方签署经贸协议的第一年）内，中国在贸易战中使用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影响。他们首先估计了中国进口的美国产品相对于其他国家产品的需求弹性，以及美国产品对中国出口的供给弹性，发现：
- 国外出口的供给曲线基本上是水平的，这表明中国贸易壁垒（无论是关税还是非关税法规）的增加完全由中国消费者承担。
随后，作者使用需求弹性的估计值倒推非关税壁垒对美国产品进口的影响，即在控制关税作用后，美国产品进口量相对于其他国家相同产品进口量的变化的残差。这些估计表明：
- 在2018年和2019年，中国针对美国进口产品的非关税壁垒显著增加，其中农产品平均增加56个百分点（关税当量单位），工业制品平均增加17个百分点。而在2020年（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第一年），美国农产品出口增加的非关税壁垒被部分扭转。
- 与关税相比，非关税壁垒的使用也更加针对特定产品，并且主要适用于非国有进口商。例如，“油籽”、“谷物”和“矿石、矿渣和灰烬”等类别的非关税壁垒的关税当量在2018年和2019年增加了近300个百分点。
作者还采用需求理论模型来估计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中国福利的影响，发现：
- 2017至2019年间，美国对华出口量约50%的下降来自于更高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另50%来自于更高的关税。然而，中国在贸易战中遭受的大部分福利损失是由非关税贸易壁垒造成的。
- 具体而言，2018年和2019年实施的贸易壁垒使中国2019年的福利减少了 400 亿美元，其中 93% 的福利损失来自非关税贸易壁垒。由于更高的关税，上述福利损失大约是同等进口下降的六倍。与关税相比，非关税壁垒的成本更高，因为它们仅适用于某些进口商，而不适用于其他进口商，这会导致资源错配。而且非关税壁垒不会产生任何收入。
作者不仅关注2018-2019年的美中贸易战，也提供了近期其他争端的类似例子，以说明非关税法规在贸易争端中的广泛影响。例如，当加拿大当局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时，中国当局以类似的非透明监管程序对加拿大的出口进行反击，如声称加拿大菜籽油感染了害虫，并长时间拖延其他食品的文书工作。与此相关的是，在澳大利亚通过国家安全法并阻止中国公司使用其 5G 移动网络后，澳大利亚的大麦出口受到反倾销税的打击，澳大利亚牛肉、龙虾和铜的进口许可证被吊销，澳大利亚棉花和煤炭也被禁止购买。
总结：基于“中国政府的目标是通过削减从美国的进口来报复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行为”这一想法，本篇文章表明，非关税贸易壁垒比单独征收关税的成本更高，而且负担落在了中国消费者身上。此外，这项工作不仅针对美中贸易战相关的非关税成本问题发表了重要见解，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用于检验其他贸易争端的类似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