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兴趣，主要包括市场和国家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有时冲突但长期共生的关系等。最近，芝加哥大学贝克尔-弗里德曼经济研究所宏观金融研究项目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了一场大型研讨会，在其中举办的政策研讨论坛上，中国的前政府官员、私营企业高管和中美经济学家共同探讨了这些问题和其他相关的主题。
201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和论坛主持人拉尔斯·彼得·汉森指出：“中国希望解决复杂的政策难题，因此私营部门、政府和研究机构坐在一起进行这样的讨论非常有意义。信息共享对于取得良好的政策成果非常重要，这类论坛讨论以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与贝克尔-弗里德曼经济研究所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够很好的促进思想和信息交流。”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富士银行和海勒金融学讲席教授何治国认为，此次会议是这种交流的一个成功典范。他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与贝克尔-弗里德曼经济研究所首次联合举办的这一学术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一个好兆头。研究报告非常有见地，讨论也极富挑战性，这正是当你把中国和世界各地优秀研究者聚集在一起所期待的效果。”
本次政策论坛的主题是“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挑战”，于2019年12月12日举办，由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持。除了汉森教授外，论坛还邀请了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证监会前主席肖钢，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嘉实基金董事长赵学军。
本次论坛讨论了三个主题： 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和环境。这三个主题均与贝克尔-弗里德曼经济研究所创建的中国研究项目（BFI-China）有关。BFI-China包括：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研究项目（CEGI）、中国宏观金融研究项目（MFR-China）和芝加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中国中心（EPIC-China）。论坛的具体要点如下：
经济增长
关于如何更好地激励经济增长，萨金特首先讨论了中国2013年改革计划的三个目标，并认为这些目标对任何经济体都具有重要意义：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应当实行利率自由化，并且通过市场进行；所有天然垄断都应消除。
中国正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萨金特建议中国向美国学习，因为几代人以来，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一直由市场力量主导。不过，萨金特并没有把美国吹捧为榜样，相反对美国经济的现状发出了警告。萨金特引用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彭（Thomas Philippon）的著作，对某些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不断升高、劳资分配差距扩大以及生产率增长和研发投资下降等问题发出了警告。有些挑战看似美国所特有，但萨金特也对中国提出了同样的警示：游说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寻租可能对竞争产生负面影响。
关于中国的增长潜力，许成钢指出，中国的家庭消费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过高。他认为，这造成了消费者和政府之间根本性的紧张关系，这个问题不好解决，短期内持续拖累中国经济。此外，中国经济在21世纪头十年的高增长主要由出口拉动，现在这些增长机会已基本消退。这意味着，家庭消费尽管受限，但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日益重要。
许成钢指出，发展尖端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非常重要。他对萨金特重提中国的改革计划表示同意，他强调中国工业不应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应当允许市场竞争以促进创新和提高生产率。
金融市场
赵学军表示，中美金融市场的本质区别除了市场规模外，主要还是美国的金融市场更加透明和高效，这两个特征都应成为中国市场的目标。他说，在美国，当一家公司披露信息时，从私营部门到政府的每个参与者都能同时获得所有信息。但是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一些人在不同的时间比另一些人获得更多信息。他指出，信息不透明阻碍了改革，他将金融市场改革过程比作“摸着石头过河”。换句话说，金融市场改革将经历反复的试错，不会一蹴而就。
许成钢补充说，中国的公司可能不会像美国公司那样面临业绩下滑所产生的后果。在中国，企业经营不善时会得到政府扶持，因此，中国经济无法获得自由市场体系中常见的优胜劣汰带来的好处。他表示，改善金融市场需要改革金融监管。但是，在中国，金融监管与执法相互交织，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因此，要使金融监管在中国建立更有效的金融市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改革国家的司法体系，尤其是有关证券法及其执行的司法体系。
关于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肖钢指出，政府监管的目标是维持公平、公正的市场，并提高透明度。政府监管的关键是要在监督与管理之间划清界限，在尊重市场参与者的同时发挥监管机构的建设性作用。在谈到中国股市的未来时，肖钢说，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要让股市逐步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目前，外资占比仍然较低，仍有很大的开放空间。同时，肖钢强调，外资增加将给中国市场带来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对市场波动的影响会增大。
环境
当谈到环境问题时，汉森再次聚焦在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发高效清洁能源的新技术方面，政府的角色与投资和创业机会的关系是什么？汉森认为，这不仅对中国来说是个大问题，对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萨金特指出，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但政府与市场相互配合可能会带来变革。他提到了政府制定激励措施取得成果的例子，例如提供奖金来解决技术问题和刺激创新。他还指出，中国在某些可再生能源平台的开发中处于领先地位，例如风电平台。
许成钢对政府在促进可持续能源发展方面的潜在作用持乐观态度。但是，他也指出，目前政府在推进“前沿技术”方面的成效还不大，而中国亟需前沿技术。与金融市场的情况一样，许成钢也反对依赖补贴，因为补贴可能只会扭曲市场，导致市场低效。
最后，汉森感谢专家们之间进行了坦率的交流，并强调继续进行对话的重要性。论坛结束后，汉森说：“只要有开放的沟通渠道，学术界、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所有工作都会更加有效。对于像我这样的学者来说，了解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观点具有很大价值，可以把研究引导至将会产生真正长期影响的重要问题上。决策者同样也会受益于优秀的学术成果，而私营部门也能从学术界中获得新知识和有价值的信息。”